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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鲜花版权案看中美版权保护客体的差异

点击数:4242017-11-30 09:57:15

近日,一则认定鲜花花束构成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案例引发了热议。被告在原告处订购了一束鲜花并发朋友圈照片,却不料被原告以著作权侵权为由诉至法院。原告在一审、二审中均败诉,但理由不尽相同。济南历下区人民法院一审以涉案花束在色彩、搭配、植物线条等方面未能体现出独创性为由,认定其不构成作品,进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济南中院则在独创性认定方面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其认可了原告在色彩搭配与过渡、花材选择等方面对涉案花束独创性的阐释,认为涉案花束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中的实用艺术品受到保护,但综合考量被告行使所有权的自由、朋友圈分享达不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公众”标准等因素,最终仍判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i]

不可否认,这个案件在解决所有权与知识产权的冲突、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标准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笔者今天希望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作品的认定标准上。其实,在美国也曾有过与鲜花有关的版权纠纷,这个案例就是Kelly诉芝加哥公园管理委员会案。

Chapman Kelley是一位著名艺术家,其绘画作品获得多项殊荣。Chpman Kelly于1984年开启向园林艺术家的转型之路,他从芝加哥公园管理委员会处获得布置椭圆形花坛的特许。为此,他精心挑选了近60个花的品种,从颜色变化的角度进行布局。这被称为“活的艺术”的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一直存续到2004年。后来,公园管理委员会出于规划需要,拟对花坛进行重新布局,但遭到了Kelly的反对。最终管委会不顾反对将椭圆花坛占地面积减半,并将剩下的花卉与新添加的植被一并移至长方形花床。Kelly遂以管委会的行为违反《视觉艺术家法案》、构成损害其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歪曲篡改行为为由,将后者诉至法院。2008年,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一审以涉案作品缺乏独创性、固定性为由,驳回原告诉请,该判决得到第七巡回法院的维持。[ii]

同样针对花卉设计的纠纷,截然不同的司法认定,恰恰有助于我们发掘中美在作品保护客体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固定性”的认定方面,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独创性”可否容纳“人性”之外的自然力要素


当我们说一部作品具有独创性时,往往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部作品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二是这部作品是人的智力活动成果的体现。简言之,能够归功于人的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这就彰显了著作权保护中的“人性”属性。在济南中院的判决中,“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设计”、“在色彩、搭配、植物线条等方面”的取舍等,都体现出“作者的个性表达”,体现出对该花束作品中人性的肯定。与之不同,美国Kelly案判决并未肯定原告花卉布置中的人性要素,法院指出,Kelly先生主张受版权保护的只不过是一个由活的植物构成的花园,花卉的生长受自然力支配,而自然力显然是不能获得版权保护的,“花园是被种出来的,不是被创作出来的”。法院进一步认为,虽然Kelly的花园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该创造性无法归功于人类的创作,因此不能获得版权保护。

不难想象,按照第七巡回法院的裁判逻辑,济南中院的涉案花卉也会因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不受人支配,而无法享有著作权法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案例在美国并非孤案,它恰恰也反映出美国版权局对涉及有生命物体的可版权性问题的态度。在2013年9月5日发布的一份答复[iii]中,美国版权局就拒绝了题为“在人造灯光下发光的红斑鱼”的作品的版权登记申请。根据申请人的描述,该作品的特点在于对红斑鱼进行转基因操作,使其能够在人造灯光下发出荧光(如下图所示)。而美国版权局的分析思路如下:首先,能够获得版权保护的前提是作品能够归类于如下八类之一:①文学作品;②音乐作品;③戏剧作品;④哑剧、舞蹈作品;⑤绘画、图形、雕塑作品;⑥电影作品、其他视听作品;⑦录音作品;⑧建筑作品。一件“附着于生物之上的作品”(a living work of authorship),无法纳入上述任何一个类型。显然,原告将申请作品比拟为“活画布上的绘画”,在版权局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其次,对于红斑鱼而言,诸如灯光、喂养方式、营养水平、年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其呈现样态,不会有两条完全相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版权局最终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

如果将美国的上述判决理由运用到极致,我们极易得出所有附着于有生命的物体之上的人类创作行为均无法受版权保护的结论。这相当于将艺术的一个种类排除版权保护之外。


“可复制性”/“固定性”是否以稳定、可重复再现为条件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作品”界定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其中“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可复制性”。美国著作权法则在独创性之外,强调“固定性”要件(fixed in any tangible medium of expression)。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笔者倾向于将这两个概念等同。但实践中,对这两种不同标准的适用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济南中院的判决中,法院直接给出了涉案花束“能够以有形形式予以复制”的结论,并未对具体理由进行阐释。我们知道,花束本身的美感随着生命的运动而必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缺乏稳定性;而从现有技术、工艺的角度来看,即便选取同样的花材、同样的布局,也不太可能完全重复再现涉案花束,这跟上文中提到的红斑鱼样态受自然力限制是同一道理。因此,此处所说的“以有形形式复制”应该解读为可通过拍照等形式将作品瞬间的美感固定、复制下来,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满足。

但美国Kelly案对“固定性”的解释则截然不同。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指出,“花园的呈现样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不具有固定性,由于不具有永久、稳定的属性,这样的作品被侵权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并不需要赋予版权保护。类似地,在一起原告主张将菜品作为雕塑作品保护的案例中,法院也以菜品易腐坏、不稳定作为缺乏固定性的理由,认定涉案菜品不能构成作品,进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iv]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中美版权保护客体的差异,主要以两件鲜花案作为切入点,并无意做整体全面的分析。事实上,案例的独特性本身或许也可以解读为对常规做法的反叛。这一点需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在设定上述前提的情况下,笔者也想就上述不同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其一,版权保护不应区别对待艺术形式,但需强化以人性为主导的独创性。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版权保护通过赋予权利人一定期限的专有权换取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艺术不因形式而分高低,就不应因艺术呈现的载体而区分对待。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美国Kelly案、红斑鱼案的判决对独创性中人性的要求过于严苛了。如果构成作品就需完全排斥任何自然力要素,那么所有附着于有生命物体之上的艺术创作都将排除出版权保护之外,这种排斥特定艺术形式的方式并不能更好地促进版权保护的社会公益目的。从自然权利的角度看,版权保护或基于作者的独创性劳动,或基于在作品中凝聚的人格,而这些因素也都不随创作载体而改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区分作品的独创性来源,剔除出自然力决定的部分,再综合进行独创性判断。

其二,可复制性/固定性的标准应以是否能固定作品的独创性来确定,无论这种独创性是否仅具有瞬时性。对可复制性/固定性的要求,主要是基于明确界定作品独创性及判定侵权的需求——毕竟以转瞬即逝而又未留下记录的作品为依据主张侵权无异于空穴来风。满足这一需求很简单,往往一幅照片、一段录像足以。制定远超出上述需求范围的独创性标准,要求作品本身具有稳定的属性或可重复再现,并无必要。此外,如果过于强调严苛的固定性标准,口述作品、赛事直播等就没法获得著作权保护了。

最后,与独创性认定相比,更为复杂且重要的问题是侵权的认定。同样以鲜花为例,如按照同样的设计理念设计一款花束,哪些方面的比对在侵权判定方面有价值,颇为值得深思。此时,美国案例中对自然力作用的强调就颇有借鉴意义。如何正确区分自然作用带来的美感与人的选择所创造的美感,对判定侵权至关重要。毕竟,我们既要保护有独创性的创作,又不能使无需激励的自然作用受制于私人的垄断力量,偏离版权保护的初衷。微妙的平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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